高崗與劉少奇之間的意見分歧萌芽，最初可追溯到延安時期。高崗對《關於若乾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劉少奇是“白區正確路線代表”提法和“七大”抬到二把手有看法。高崗是西北紅軍和陝甘寧邊區創始人之一，謝子長、劉誌丹犧牲後，幸存下來的他被樹為西北黨和人民領袖，上自中央下至老百姓中，他威望很高，被譽為“西北星辰”、“西北人民救星”、“西北燈塔”、“創造了豐衣足食的邊區”，毛澤東親筆題贈“勞動模範”獎狀，並稱為“成熟的馬列主義者”，光輝燦爛的光環桂冠披掛一身。張聞天、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支持高崗的工作，高崗也沒有辜負黨和中央領導的希望，他竭儘全力把陝甘寧邊區建成了全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模範根據地。高崗對毛澤東主席的決策不折不扣，堅決貫徹執行，對毛澤東思想領會深刻，實踐中運用自如；毛澤東對高崗非常信任、器重，同屬“農民的兒子”、“山溝裡的馬列主義”，形成天然非同一般的關係，結為親密戰友。1936年9月，毛澤東在保安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上當著高崗(高列席)的麵說：高崗同誌能獨當一麵開創工作新局麵，在得不到中央指示的環境下，他一切都是正確的，不斷前進，我們乾革命，就是要高崗這樣的同誌。延安整風審乾期間，劉少奇主持審乾委員會工作，具體工作由副主任康生、彭真抓。閆紅彥反映高崗“兩次脫逃”和男女作風問題，經查對“脫逃”不是事實，劉少奇仍將閆紅彥反映材料交中央存入檔案。北平軍人反省院拒絕寫所謂“反共啟事”之一的韓培義在國共二次合作出獄後，任某團政委。1943年韓到延安中央黨校二部學習，發現以化名寫“反共啟事”的薄一波(原是監獄支書)等人當了大官，他向中央反映。在整風審乾中，審乾委員會主任劉少奇、副主任康生決定給韓培義扣上了反中央的帽子，並給留黨察看處分。韓一直不服，繼續申訴，又以精神病被送進精神病院，韓仍抗爭。高崗聽到此事有看法，認為寫“啟事”的人整拒寫啟事的人不公平。在整風審乾和搶救運動中，高崗對劉少奇、康生有些做法不讚成，因高崗是審乾委員會副主任，產生了些矛盾。1936年春，劉少奇偕夫人謝飛，以商人打扮，騎騾子從瓦窯堡出發，由關中特委負責人張德生和談國凡等護送到臨潼，乘火車到北方局所在地——天津。他據北平地下工作者反映：北平軍人反省院關押著我們一批乾部，現在乾部不足，履行一個手續可以出來工作，劉同意遂向中央請示，中央同意劉少奇的建議，之後被關押的人除劉格平、韓培義等人拒絕寫“假自首”繼續坐牢外，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60多人先後按國民黨擬好的“反共啟事”上以化名簽名出獄，分配了工作。劉格平、韓培義等在“西安事變”後才釋放出來。填寫“啟事”的人在文革中又兜了出來並被定為“判徒集團”案，這些人都被整的死去活來，無一幸免。劉少奇在他的檢查中說，經過黨中央批準的，中央許多領導都知道。他承認他自己“有一定責任”。康生為把劉少奇打成“叛徒頭子”，派人威逼張聞天交待和作偽證，說明劉在北方局背著中央決定讓被押人“履行手續”出獄的，張聞天堅持申明中央知道此事。他為了避免涉及毛澤東，顧全大局，當時，他獨自承擔了責任，說此事是由他批準的(時張是總書記)。黨的“七大”召開前，劉少奇負責主持起草黨章(草案)，草案裡對有輕微“自首變節”行為的可以當中央委員和“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的黨”提法。在“七大”準備委員會(即籌備委員會)上討論時，遭到高崗等反對而去掉。中央另有規定凡曆史有“自首變節”的不能重用。“七大”醞釀中委人選時仍有爭議，薄一波原擬為候補中央委員，有人提出不同意薄為候補委員人選，曾在北方局工作過的同誌對北平監獄的事有看法，便向彭德懷、林彪、高崗等透露，彭德懷遂向毛澤東反映，實際此事毛澤東知道，也不便說明，所以，毛澤東堅持選薄一波為中央委員，局外人不知內情，高崗更不知原尾。此事傳到劉少奇、薄一波的耳朵裡，給後來投下了鬥爭的陰影。1953年財經會議期間又將此事抖出來。對黨的性質，在七大以後很長時間，劉少奇仍堅持“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的觀點，並寫入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的決議裡。第二次組工會上，張秀山發言再次提出批評。中央初到陝北落腳，由於長征中損兵折將，北方局一些黨組織迭遭破壞，乾部十分缺乏。當時，日軍正向華北進犯的嚴峻形勢下，為保存乾部迎接抗戰，中央同意北方局的建議是無可非議的，要說有錯誤應由中央負責，不能推在建議者和執行者身上。假如關押到日軍打到北平，可能這些人就都沒命了。何況這些同誌並未出賣同誌，出獄後政治思想、革命精神都好，多數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更何況，當時的形勢很複雜，國內主要矛盾發生變化，成了民族矛盾。中共已經和國民黨開始暗地溝通共同抗日談判。有人說在日軍進逼的形勢下，國民黨讓被押人員“履行”一個手續，也想放這些人出去。自遵義會議到1943年3月前，張聞天是中央總書記，毛澤東是軍委主席，批準這批人出獄，是張、毛兩個核心人物同意的。後來，張聞天雖是總書記，實際不掌什麼權，自1939年後多半時間到陝北、晉西等地搞調查研究。中央日常工作任弼時主持，當然，決策者是毛澤東。從黨史資料看，1943年3月16日以前，中央的重要會議，毛澤東都是“出席”，3月16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對中央領導班子進行調整，毛澤東身任三個主席即中央委員會主席、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根據劉少奇提議授予“有最後決定權”。自此後，中央的會議都是由毛澤東“主持會議”，再未看到“出席”二字。也就是說，毛澤東在43年3月才名正言順的真正成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從公開資料中看到，高崗在這年7月寫的紀念抗戰六周年的文章裡首次提出“要團結在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周圍”。黨的七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領導，劉少奇升為二把手。以毛、劉、周、朱、任為序組成書記處。七大未設常委，他們五人實際是常委。七大以前，陝甘寧邊區和抗日根據地隻掛毛澤東、朱德畫像，毛、朱的名字家喻戶曉。七大閉幕後，延安新華書店依劉少奇意見，畫製中央政治局委員大像時，高崗不讚成，他在1945年7月西北局高乾座談會上對李卓然說有啥意思，肮臟的很，像我這樣大鼻子，老鼠牙，吃老虎眉臉，掛大像有什麼好看的。有人說似有針對劉少奇之意。抗戰勝利後和土地改革中，高崗對劉少奇指導革命工作中有些看法，但沒有反對的活動。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後，毛、劉在建國方向、路線方麵逐步發生分歧和矛盾。高崗緊跟毛澤東路線，堅持執行七屆二中全會決議，這就難免卷入“分歧”其中，高崗認為劉少奇不成熟，掌握政策不夠穩，他隻有白區工作經驗，沒有根據地工作經驗和軍隊工作經驗，“七大”把他抬的太高了，七大以來他犯了一係列的原則錯誤。劉、高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分歧：抗戰勝利後，“雙十協議”和政協會議決議、停戰協議簽訂後，忠厚善良的中國人民以為和平可以實現了。毛澤東去重慶前，召開高級將領會議，他以高瞻遠矚的洞察力，告戒“全黨絕不要因為談判而放鬆對蔣介石的警惕和鬥爭”。準備打，毫不含糊。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他根據十年內戰和八年抗戰中的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實，明確指出，看蔣介石的過去，就知道他的將來，他的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照他們的辦法，也拿起刀來，“內戰不可避免”。這就意味著和平的希望有一線，和平也好，戰爭也好，中共決心要奪取天下，江山決不能落在獨裁者蔣介石的手中。國共兩黨爭天下，已經形成一山二虎之勢。內戰爆發前，我們黨內的個彆同誌對這個至關重大問題認識不大清楚。高崗對毛澤東的告戒心領神會，堅決擁護。毛澤東的判斷和預見，正切合高崗對形勢和前途的看法，認識到蔣介石是絕不會放棄他的“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獨裁統治中國的美夢，而毛澤東是不會讓蔣介石獨裁天下的，隻有握緊槍杆子，經過戰爭才能奪取政權，這是毛澤東告戒全黨的實質。東北形勢正在起變化，國民黨軍隊大批開進東北。高崗等到東北後，對形勢作了認真分析，認定“獨占東北”無可能了，提出先占農村和鐵路兩側，建立鞏固鐵路兩側的農村根據地，整頓現有武裝，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但是，劉少奇於45年12月7日，以中央給東北局發出指示電報指出：“利用冬學整訓十五萬野戰軍，建立二十萬地方武裝，以準備翌年春天大決戰為目標來布置一切工作。”北滿分局認為在短期內不忙於大量發展軍隊，要整訓好現有軍隊。同時，彙報了北滿的情況，對中央的電報指示提出“補充意見”。劉少奇為貫徹他的主張，1946年春支持彭真的四平決戰，使我軍受挫。因為短期擴大不了那麼多武裝，即使擴大了也不可能和武器精良、訓練有素的杜聿明部抗衡。這就是高崗認為劉少奇不怎麼穩的開始。東北局主要領導彭真主張先占大城市，爭取優勢，並對政協決議和停戰協議解決東北問題抱幻想。這就在戰略方向上和彭真發生了分歧意見。形勢的發展恰好應驗了高崗等人的判斷。東北形勢日趨惡化，國民黨政府打上“接收主權”旗號，接收大員進入東北，劃省建市，封官加委，收編日本偽滿武裝，成立城市保安隊，加上雅爾塔協議和《中蘇友好條約》(國民黨和蘇聯簽訂的)規定，蘇聯將東北交國民黨接管，美國出動大批飛機、艦艇，海陸空齊頭並進，替蔣介石運兵東北，殺氣騰騰，妄圖獨占東北。東北成了國共爭奪的焦點，也是美、蘇關注的熱點，形勢異常緊張。1946年初，舊政協會議決議和停戰協議發布。在蔣介石玩弄的和平煙幕的掩蓋下，中共黨內有些人對蔣介石的反動本質認識不清楚。毛澤東自重慶回到延安，不久患重病，很長時間不能工作，臥床不起，由於病情越來越厲害，中央給斯大林發電報，請求蘇聯派醫生來延安為毛澤東治療。斯大林接電後即派兩名醫生(即阿洛夫、米力尼科夫)飛來延安給毛澤東治病。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對“雙十”協議和政協決議持樂觀態度。1月12日，他在延安作時局報告，並以“延安權威人”在《解放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呼籲和平說：中國的國內和平與遠東的國際和平，你們與我們是同樣需要的。我們希望你們同情我們中國人民的這個事業，重視中國人民的意見。接著，在2月1日，劉少奇為中央起草的《目前新形勢與任務》的黨內指示，誇大了舊政協的意義和作用，對形勢作了不切合實際地樂觀地估計。指示說：“這是中國民主革命一次偉大勝利。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到來了。中國革命鬥爭的形式目前由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鬥爭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國內問題改由政治方式來解決。武裝鬥爭是一般的停止了。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指示特彆強調指出：“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誌狹隘的關門主義”，因而要求全黨“必須很好地克服那種不相信內戰會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實現，以及不相信蔣介石在各方麵逼迫下也能實現民主改革，並能與我們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的‘左’的傾向”。“我們的軍隊將成為國軍，我們的黨也停止對軍隊的直接領導，指揮將統一於國防部”。其間，還發出裁減軍隊，解散民兵的指示，對山東、華中、晉綏等地規定裁減軍隊的任務。他認為“合作建國”的願望已經開始。2月2日，他給陳毅、饒漱石致電：“必須鞏固現有地區，因中央機關將來可能遷淮陰辦公”。這就意味著距南京更近些，便於“合作建國”。在三令五申的和平幻想思想指導下，華北地區抓緊動快，縮編部隊，解甲歸田，民兵組織解散，部隊政工部門取銷。3月間，華北地區將9個縱隊精簡縮編為4個縱隊，兵力減少，戰爭思想淡化，對自衛解放戰爭開頭受到極大影響。高崗看到這些“文章”、“指示”後說：中央主持工作的人竟然“對美國乞求和平，對蔣介石抱和平幻想”。“在蔣介石的腦袋裡沒有‘和平’二字的。他隻是在欺騙的時候用‘和平’二字，心目中沒有一點誠意，從他過去和現在看，就清楚他的將來，一對他有利就反悔的。我們上當吃虧還少嗎？”他認為這樣指導革命工作是“右傾”的表現，這隻能“削弱革命人民的鬥誌”。對精簡軍隊，解散民兵，高崗極為憤慨地說：這是害怕革命，害怕鬥爭，瓦解解放區軍民的鬥誌，同敵人妥協，武裝奪取政權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宗旨。毛主席早在“八七會議”就說：“全黨要非常注意軍事問題。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取得的。”現在精簡軍隊，延安時期那麼困難，隻減機關人員，未減軍隊。沒有槍放屁也不響，誰有槍誰就有政權，誰的槍多誰就勢大。“沒有槍杆子能取得政權嗎？取得了政權也頃刻間就要垮台。”他對內戰不可避免，立足於打仗的形勢看的很清。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共產黨要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是明擺著的事實，內戰爆發勢在必行。這正是毛澤東去重慶前在延安高乾會講的實質。高崗對和平幻想和寄希望於談判解決東北問題提出不同看法，及時給毛澤東寫信明確指出：少奇同誌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階段”的估計是錯誤的。這隻會使人民被麻庳，從而對蔣介石的進攻放鬆警惕。他在信中說：對他的這些看法，必須予以糾正，否則後患無窮。1946年3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他指出：蔣介石的反動本質未變，他的主張“第一，一切革命黨全部消滅……第二，如果一時不能消滅，則暫時保留，以待將來消滅之”。“蔣介石的這兩條，第一條很清楚，第二條是人們容易忘記的，稍為平靜一點就忘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記了，校場口事件以後就不忘記了”。我們“複員就吃了虧，部隊不充實，減少了民兵”。顯然，對劉少奇進行了批評，讚成了高崗的看法。之後毛澤東電示東北局：“不要將希望放在談判上”。山雨欲來風滿樓。蔣介石的大員滿天飛，搶奪勝利果實，緊鑼密鼓準備內戰。在東北收羅日、偽武裝近20萬和大批武器。蔣介石令收羅的武裝部隊“保持武器，為自身安全而奮鬥”，“希望各位在最後成功時候，格外努力，完此一簣，以竟全功”。同時調遠在西南軍隊北上。內戰爆發迫在眉睫，打仗是禿漢頭上的虱子，不是一些同誌不“相信”，現實使人難以相信。錦州等地被國民黨軍隊占領後並向北推進。東北局決定“錦西會戰”和“最後一戰”部署，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企圖在軍事上冒險取勝，關閉大門，獨占東北。這樣的部署顯失妥當，高崗對此幾次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我軍現有實力不能和美械裝備的國軍硬拚，不能比高低。東北局想拒敵於東北大門之外，獨占東北，留戀大城市優勢未完全放棄，雖然撤出沈陽，仍在衛星城轉圈，大批乾部住在城市，以保持占領城市“優勢”，部隊主要力量結集在四平一帶會戰，把解決東北問題寄托在“最後一戰”取勝，企圖“獨占中長路沿線和各大城市”，為和平談判取得優勢，而忽視了根據地建設。結果，在左右希冀、躊躇不定的思想指導下，最後一戰大敗，林彪狼狽地撤出四平戰場，北寧線全被國民黨軍占領，我已占的沈陽、長春等一批大城市先後放棄，軍隊損失很大。後來在編寫《遼沈決戰》和《四野戰史》時，對這段曆史陳雲和彭真爭論不休，無法如實再現曆史本來麵貌，原四野作戰處長蘇靜(55年授予中將)為正確表述那段曆史未果，他說“我至死也不瞑目”。曆史是誠實的夥伴，誰是誰非，時間是一般起碼的見證書、裁判員。曆史不能屈筆，應該秉筆直書。高崗堅持認為先占大城市還是先占農村，是方向、路線問題，劉少奇認為彭真有錯誤，不是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這個錯誤與中央指導、支持上也有一定的責任，毛澤東也不例外，從中央發給東北局電報中可以看出。從東北局改組說明，“守四平，保長春”是錯誤的，要不林彪丟盔撩甲，敗走麥城還能升官嗎？也說明中央承擔了責任。羅榮桓元帥後來在1949年3月召開的四野高乾會上說，東北局從長春撤到哈爾濱時，思想很混亂，無紀律無政府現象非常嚴重。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東北局領導對局勢估計存在失誤，東北黨的領導認識上不統一。是先控製大城市還是依靠農村；以戰爭為主還是以和平為主；敵強我弱還是敵弱我強。這兩種不同方針的鬥爭很激烈。羅帥在1961年對編寫四野戰史指示中說：有些同誌對形勢的變化看不清，“在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情況下，提出“最後一戰”和平快到了，以為四平一戰，和平就實現了。結果四平一戰失敗了，南滿的大城市全丟了。其實，和平幻想未徹底丟掉，戰與和的分歧仍然忽明忽暗存在，停戰期間，有人仍對敵我力量估計不足。1946年9月，東北局擴大會議上，有人還提出“和與戰”的問題，說什麼對蔣介石是“洗臉還是殺頭”的事。7月，東北局在哈爾濱召開擴大會議，批評了彭真的錯誤，彭在會上作了檢討。曆史實踐證明，高崗等人主張先占農村和鐵路兩側的中小城市，建立根據地，後奪取大城市的方針是正確的。東北全境解放，全殲東北國民黨軍隊，完全順著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前進的，比原先預料時間提前勝利結束。遼沈戰役為殲滅國民黨大兵團創造了典範，對全軍敢打大仗、打硬仗鼓舞很大。1947年秋，趙德尊在全國土地會議期間，向劉少奇彙報東北工作和前一段工作中提到彭真的一些錯誤時，劉少奇隻盤問去年七月會議的情況，不談東北的具體實際情況，不涉黨的戰略方針和分歧意見的是非，他不滿意地說，問題不是解決了嘛，不要再糾纏此事了，“不要落井下石”。他隻要求東北黨顧全大局，搞好團結，過去滿洲國地下黨就當時不團結，才失敗了，被敵人搞垮了。趙回東北局彙報了這一情況，林彪、陳雲、高崗都認為劉少奇坦護彭真，不支持他們的工作。從此，對劉少奇不滿情緒又有增加。他私下對人說：“糾正彭真錯誤，怎麼是不團結，落井下石呢？”在遼沈戰役勝利後，平津、淮海戰役正在炮火連天激戰中，人們急盼早日勝利，推翻蔣家王朝。劉少奇卻有點驚慌失措的情緒。1948年12月24日，他在河北省平山縣李家溝口設立的馬列學院講話時說：現在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現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了對我們的困難很多，不如慢一點，我們可以從從容容地準備”。學員一聽兩眼大瞪，麵麵相覷。下來後紛紛議論，咱們院長(劉兼院長)怎麼講這麼些話，怕早點消滅蔣介石？高崗聽到劉少奇的講話內容，對張秀山等說，這個少奇同誌，左一下，右一下，他一會兒吹和平民主新階段，一會兒支持最後一戰，土改時他比誰都“左”，現在開始摧毀蔣家王朝，他又怕太快了，“右起來右的出奇，左起來左的沒底”，真是“左右搖擺，驚慌失措”。張秀山說，這是“嫉賢妒能，沒有軍事經驗的表露。”東北戰場自三季攻勢後，我軍已占絕大部分地區，國民黨軍隻占北寧線幾座孤城，處在內外交困，望援不濟境地。解放區農村土改工作，從1945年冬就開始沒收日偽開拓地，分給沒地農戶。1946年中央“五四指示”發出後，開展了如火如荼的土改運動。土地改革運動激發了農民參軍保田的積極性。正如高崗說：“我們靠土改運動，動員農民打敗蔣介石”。“國民黨資產階級兼並農民的土地，我們奪回來分給農民，農民不跟我們走才怪！”“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是要解決農民的疾苦，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無產階級隻有和農民結成聯盟，才能取得勝利。”“土地是根據地建設的核心，什麼事都不如農民對土地的關心”。他在全國第一屆政協會上發言主要講了土地改革問題。他對合作化重視，就怕土地再回到少數人手裡，農民再吃二茬苦，再受二茬罪。毛澤東評價土改說：我們的解放戰爭，“有了土地改革的勝利，才有打倒蔣介石的勝利。”東北局把土改和參軍緊密結合起來，貧苦農民為保田而積極參軍。但在執行“五四指示”中出現右的偏向，經過解決“夾生飯”、“砍挖運動”以及“反奸清算”，土改工作已經搞得差不多了。在“砍大樹，挖底產”中又出現“左”的偏向，一些地方違犯工商業政策，農民進城抓地主工商業者搞清算鬥爭；有的地方傷害了中農的利益。東北局發現後，及時得到糾正，農村生產關係得到改變，打倒了封建地主勢力，封建剝削製度被摧毀，貧下中農優勢已經樹立起來，生產力得到解放，在東北實際情況，要說不徹底，也屬個彆地方和個彆戶的抽肥補瘦的問題，不需要打爛平分。1947年秋，劉少奇受中央委托主持召開全國土地工作會議，決定“平分土地”，原已分過的統統打爛重分。劉少奇在會上講話的一些觀點，助長了“左”傾錯誤的發展。東北局主持常務工作的高崗，對全國土地會議及劉少奇講話有看法。東北局領導聽了趙德尊彙報了全國土地會議精神和劉少奇的講話，與會者都有意見，王鶴壽、何凱豐等對劉少奇意見最多，從生活到工作上講了一大堆意見。針對全國土地會議“左”的傾向，東北局發出《關於土地改革中嚴禁打人的規定》，明確指出：在土改和群眾申冤中，禁止打人，教育群眾說理鬥爭。這樣，自覺不自覺地和劉少奇唱反調。對於全國土地會議精神遲遲不安排傳達，有待觀察形勢，卻受到中央工委的批評。上命難違，東北局提出了“補充意見”，對極左的方麵作了抵製，11月，由陳雲負責召開會議進行傳達，高崗到翼熱察遼地區調查了解土改等情況，冀東召開會議，傳達了全國土地會議精神，儘管強調東北局關於“嚴禁打人”和“補充意見”的規定，在貫徹執行全國土地會議精神中出現了亂打、亂鬥、亂吊的“左”傾偏向，他發現後及時作了糾正。發動平分土地運動，乾部、群眾意見很多，說“左一下，右一下，瞎胡鬨，剛糾正左的又叫搞左的”。陳雲坐鎮指揮遼東地區土地平分，推廣晉綏經驗，出現農民進城抓地主工商業者，把地主掃地出門，鬥爭富裕中農。陝甘寧晉綏在綏德義合召開會議傳達全國土地會議精神後，在所謂“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堅持“貧雇農路線”，反對“中農路線”的口號下，平分土地中翻底財，搬石頭發生了“六亂”(即亂鬥、亂扣、亂打、亂捕、亂沒收財產、亂掃地出門)的混亂局事。習仲勳發現後，連續幾次電報和寫反映給毛主席，指出：土改一到農村，就發生“左”的偏向。“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會一切破壞的精光。”他在反映裡列舉了農村貫徹土地會議精神出現的殘酷局麵，把中農或貧農，隻要有吃有穿的人就得鬥爭；對地主、富農一律用慘刑拷打，名曰“大鍋裡煮牛腦”；拷打地富交底產，掃地出門；用肉刑、打死人來貫徹土地法令；不分老區新區(新區富農、中農是解放後富起來的)；將原來邀請來當邊區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銘打成封建地主，沒收家產，趕出門病逝，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安文欽被逼交底產，掃地出門。毛主席接電和報告後，批示：完全同意習仲勳同誌的這些意見。並批評林伯渠說：“我們共黨人是天底下最信用的入，怎麼能過河就拆橋呢。”隨之派任弼時等調查了解，糾正偏差。劉少奇看到毛澤東批示和習仲勳的報告後批示：留中央各同誌閱，中央已閱。隨後，劉少奇指示東北局糾正錯誤。幸好時間不長，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精神不到兩個月，中央在米脂縣楊家溝會議上，專題討論了土地改革問題。毛澤東當作大事，用很大精力，中央發了很多文件才刹住了土改中極“左”的風潮。在極“左”的平分土地中，整死了不少人，使黨的政策在乾部、群眾中威望受到影響。高崗認為劉少奇不成熟，沒有根據地經驗，不懂土地問題是建立根據地的核心。貫徹土地會議精神中，各解放區都發生極“左”混亂局麵，是劉少奇主持全國土地會議造成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心問題之一，是解決農民的土地危機問題。不過，高崗在發現土改中“夾生飯”的問題，於1947年春，他主持召開群眾工作會議上，發動“砍挖運動”以及在熱河、冀東土地會議上講話中，也有左的傾向。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裡對建國方向、路線、方針和“利用、限製”資本主義的政策，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講話中指出：黨的中心由鄉村轉到城市後，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必須學會在城市向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他說，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同這些人作這些鬥爭，並在鬥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在城市鬥爭中，我們依靠誰呢？有些糊塗的同誌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資產階級”，“在發展工業方向上，有些糊塗的同誌認為主要的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和發展私營企業的發展。”毛澤東指出：對於私人資本主義采取“限製政策”。實行這一政策，是必然要受“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彆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資本家。限製反限製，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製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製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對於農業和手工業經濟，毛澤東指出：“逐步地而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他還強調要同不拿槍的敵人鬥爭，否則就要犯“極大的錯誤”。毛澤東的講話和全會作出了相應的決議，對建國後指明了鬥爭的方向，更重要的是針對一些糊塗認識的“同誌”的。實際上從去年“九月會議”後，就對城市“節製資本”和“依靠誰”及將要建國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問題爭論作了原則的結論。據老同誌講：高崗對主要問題，從來敢抓敢管，抓住不放，大刀闊斧，有些是“先斬後奏”，已經形成習慣，建國以後，他說：“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這是七屆二中全會定的，這就是大方向嘛！社會主義革命要堅持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就是要限製和消滅資產階級，堅持資本主義，還算什麼社會主義。”1949年是解放戰爭決戰的一年，各大城市相繼解放，國民黨敗退時對城市破壞、掠奪很嚴重，城市資本家把進攻矛頭對準我們管理城市工作上，物價飛速上漲。人民政權對新解放的城市舊人員全“包下來”的政策，財政負擔日益加重，如軍費、城市救濟、人員經費等各項龐大的開支，隻得靠印票子解決。1949年至50年2月，人民幣增加100至270倍。各大城市資本家互相呼應，狼狽為奸，哄抬物價，對兩白(棉紗、米麵)一黑(煤炭)和木材、鋼材等主要生產、生活資料，一日幾漲價，一月上漲幾百倍至千餘倍。新政府手裡無物控製，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印票子解決財政赤字。結果無濟於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批大企業故意關門倒閉，有的把大量款、物卷走香港等地，僅上海不到一年出逃300多家。他們不擇手段造新政權的反，策動城市貧民到政府請願，把城市搞的亂七八糟，妄圖逼共產黨就範。心懷敵意分子則心喜若狂，他們宣稱共產黨無法扭轉險惡的經濟危機局麵，我們黨內也出現了一些悲觀情緒。麵對經濟嚴重危機的現實，對中共來說是嚴峻的考驗，如果在考驗中敗下陣來，那麼，中共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勝利付之東流，解放了的人民將重陷水深火熱之中。東北地區積極向北京、天津、上海、武漢調運物資，對平抑物價，穩定城市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畢竟遠水不解近渴，杯水車薪，根本問題是不大刀闊斧調整不行了。對振興經濟靠資本家，還是靠共產黨領導人民的力量，中共核心領導裡有不同的意見。高崗向毛澤東推薦陳雲管理經濟。陳雲回中央後，於1949年7月23日召開華東、華北、西南、中南、西北五大區財政工作會議，貫徹七屆二中全會會議，介紹了東北財政、金融、貿易等方麵的經驗。這是建國前夕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對統一全國財政、遏製通貨膨漲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在經濟戰線上站穩了腳跟，促進了經濟快速恢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得不發出內心的驚歎，對中共管理大城市經濟的才能刮目相看，粉碎了敵對勢力希望在經濟上搞垮新生政權的圖謀。在經濟緊張時期也就是二中全會後不久，劉少奇先後在天津、北京等地了解情況時，在資本家反限製的叫嚷中，有點驚惶失措，發表了與七屆二中全會規定的方針、政策不相符的講話。他說：在新民主主義條件下，“讓資本主義發展幾十年”。社會主義是將來的事情，現在提倡的過早。“如果現在就采取社會主義步驟，對人民沒利益，而且人民也不願意這樣乾”。現在把工業收起來，就要傷害私人工業家和個體小生產者的積極性，“這是破壞作用的，是反動的”。對待私人資本剝削問題，保證它有相當的利潤，否則，不僅害了資本家，害了公家，而且也害了工人、農民，使大家同歸於儘。“不但不能消除他們的剝削，而且還要發展他們的剝削”。“今天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而且有功勞”。“工人、農民的痛苦在於沒有人剝削他們，隻利工人不利資本家，是工人自殺政策”，對資本家應該承認他們“剝削有功”，“資本家剝削越多，功勞越大”，工人不是不讚成剝削，而是怕無人剝削。有人剝削比沒人剝削好。假如“不被剝削就不革命了”。他當著資本家麵說：現在人們請你們剝削，資本家先生，我們請你剝削一下，“我們就有飯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他對天津大資本家宋斐卿說：你現在才隻辦兩個廠子……。將來你辦8個廠子，到社會主義的時候，國家下個命令，你就將廠子交給國家，或者收買你的廠子，再給你8個廠子，你還是經理，你乾不乾？宋說：“當然乾”(後此人攜巨額資金逃往香港)。他還說，歡迎剝削，剝削是救人。挖窮根挖到工商業資本家頭上來，“城市毀滅，貧民更沒辦法”。劉少奇在華北職工代表大會上講話，說不要怕說話，該說的話不說，怕被人說投降了資本家，結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業後罵你，我們要早講才對。“左”的東西是有一股勁的，反“左”的勁頭一定要比原來的勁頭更大才行。反右的時候，他一聽右傾機會主義就會改。反“左”，他往往會反過來說你右。最近我到天津，資本家很高興，工人有可能不高興，但是不要緊，我是誠心誠意為工人打算，工人將來會知道，鼓勵了資本家，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同年8月，鄧穎超和張瑞芳去劉少奇家時，劉少奇對她們複述他和資本家的談話說：他不久前與工商界人士的談話，跟那些民族資本家、工商界人士說：“你有再多的財富，頂多隻能運作屬於你自己一間工廠，一家商行，但你若有更大的才能，國家給你三家四家工廠讓你管怎麼樣？你乾不乾？”這種觀點，在建國初期，是與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不相符，不是高崗不能苟和，全黨全國人民也不能同意。張聞天根據高崗意見，為東北局起草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方針的提綱》，高崗很讚賞這個“提綱”。這個文件不僅符合東北的實際，而且是以東北當時經濟形勢為依據繪製的整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藍圖。報送中央後，被劉少奇扣壓，要東北局對東北有關政策進行批駁後，“才好印發”。劉少奇在天津搞調查時，對天津市領導進行批評。此後，鄒大鵬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劉少奇根據鄒的信上反映的情況，5月31日，劉少奇以中央名義給東北局《關於民族資本家政策問題》發了一份電報，批評東北局和天津市對待資本家犯了“左”傾錯誤。電報的批語說：茲將中央給東北局辰世電及其附件發給你們，並請你們轉發各市委、省委、區黨委，據以檢查自己的工作，認真克服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如果不服此錯誤，就是犯了路線錯誤。這份電報同時轉發全國市、省、區黨委。電報說：最近鄒大鵬有一封信交給劉少奇同誌，我們黨在東北對私人資本主義及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雖然經過長期爭論，至今未能解決。我們認為這個問題關涉到黨的總路線中十分重要的問題，必須完全正確地迅速地解決……。最近少奇同誌到天津巡視，發現我們天津的負責同誌(黃敬、黃火青、吳德等)完全不理資本家，有些乾部則認為和資本家接觸就是立場不穩，貿易公司的原料及市場方麵統治，不給資本家的生產以應有的照顧，稅收機關對私人生產未給以應有的照顧，在勞資關係上工人有過高的要求和過左的行動，未用堅決的辦法去糾正，強令資本家開工。但資本家開工後的各種實際困難未幫助資本家解決。在報紙上隻說資本家壞，不說資本家有任何好處。在黨內思想上隻強調私人資本主義的投機性、搗亂性，強調限製資本主義，而不強調一切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在目前及今後一個長時期內的進步性、建設性與必要性，不強調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來發展生產，隻強調和資本家鬥爭，而不強調聯合願意和我們合作的資本家。結果就使資本家恐慌消極，陷於半癱瘓狀態，完全沒有生產積極性，許多資本家就準備停工歇業或逃跑。這是一種實際上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實際工作中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是根本上相違反的。電報說在東北城市工作中也有這種傾向，望東北局立即加以檢討並加以糾正。因為我們顧慮到黨內存在的上述傾向，故我們尚未批準印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方針的提綱》這個文件，我們認為在這個文件中必須加以批駁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後，才好印發。高崗看到電報和劉少奇天津、華北職工代表會議的講話材料後很反感，被認為是打東北局的“悶棍”。他對東北局其他領導說，按照劉少奇同誌的邏輯，“我們搞了幾十年革命，流血犧牲，白乾了”。少奇同誌害怕消滅資產階級。我們南征北戰，東衝西突，為的解放人民，不受壓迫，消滅剝削，是我們的大方向、根本目的，他還嫌剝削的不夠。他是走美、英、法的老路，而不是走“蘇聯的大道”，“依靠資產階級，就是丟掉工人階級，就會丟掉人民，就會亡黨亡國”。其實，“提綱”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在製定《共同綱領》中大量內容被吸收。同年7月，劉少奇在訪蘇期間，會談中講到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參加人民代表會議(既政協會議)的問題時，他說：“有人說‘在推翻國民黨政權之後，或者說在實行土地改革之後，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便立即成為主要鬥爭’。這種說法，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師哲老人說，實際是針對毛主席在九月會議和七屆二中全會上講話中關於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的鬥爭問題，高崗當時提出不同意劉少奇的說法，說那是七屆二中全會作了決議的，不是什麼人的說法。散會後回到住地，劉、高倆人對此繼續爭論。後來把這個爭論變成了高崗出賣東北的爭論。他說這是柯瓦寥夫編造的一段謊言，為給斯大林摸黑，赫魯曉夫借機說明斯大林品質壞，對已死的高崗又踩一腳。1950年初，對待富農剝削的問題，高崗和張聞天互相交換意見，高崗認為黨員雇工和單乾問題從原則上講，黨員不允許剝削人的，說服黨員不要雇工，黨員不參加變工組是不對的。但這些問題主要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決，非在必要時，不采取組織手段。張聞天認為高崗對富農黨員的看法對，確實應當加強對農村黨員的教育，要他們堅決為農村合作化的方向而奮鬥。農村黨員向富農轉化時，應事先予警告，使其轉變。如轉變不了，允許其退黨或“開除黨籍”。高崗說：黨員雇工問題政策性很強，需要向中央組織部請示。劉少奇看到東北局關於富農黨員問題的請示報告，對安子文講，關內大批難民到東北去，受關外富農剝削，他們就會謝天謝地，“富農雇工多，買了馬不要限製，這不是自流”。“東北有一萬富農黨員也不可怕，黨員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他親自簽發了答複東北局的請示報告。複信上說：“黨員雇工與否，參加變工與否，應有完全的自由，黨組織不要強製，其黨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開除”。“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並不可怕的事情，黨員變成富農怎麼辦的提法是過早的，因而也是錯誤的”。安子文把劉少奇的談話記錄和複信寄東北局。高崗接到複信後說，少奇總是和我們過不去，對我們橫加指責。這是第二次打我們的悶棍。高崗把劉少奇有關講話裡的一些觀點摘抄寫信報告毛澤東主席。他在信上指出劉少奇同誌的這種觀點就是說“中國隻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信的原文是：毛主席：看到你對劉少奇同誌在一九四九年春季的天津講話的批評後，深感你的指示非常正確，非常適時。劉少奇同誌在天津的講話強調：“現在，隻利工人不利資本家也是不對的，必須加以糾正。如果發展下去，隻是工人的自殺政策。”“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資本主義不發展也受痛苦。在目前中國條件之下，私人資本主義的剝削有若乾發展，對於國民經濟是有利的，對於中國是有利的，對於工人也是有利的。工人的痛苦就是失業，就是怕沒人剝削。所以有人剝削比沒人剝削好”。等等。他的這種觀點就是說，“中國隻能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不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他的這種觀點已在黨內甚至國際上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據蘇聯的同誌對我說，他們認為劉少奇等人遠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東北要堅決搞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試驗。毛澤東本來對東北的做法很欣賞，看了信即給高崗打電話，表示支持東北搞農業集體化社會主義試驗，建立示範國營農場。並把信轉給陳伯達看，還生氣地說：“豈有此理！”陳伯達說，馬克思主義者應把自己的著眼點放在搞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上。陳伯達把毛澤東對東北在土改後，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做法很感興趣的情況透露給高崗。高崗到北京開會時，把劉少奇講話、談話記錄交給毛澤東，又談了劉少奇在天津、北京講話中的錯誤，彙報了東北局早想搞社會主義革命，發展互助合作，試辦集體農場，搞工業國有化，“是頂著壓力去搞社會主義”。他在談話中又將信上的話重述了一遍。毛澤東說，少奇同誌講話有錯誤，他受過去在白區工作經驗的影響，進城後我們究竟走那條路還沒有清醒的認識，對將出現的社會主義工業政策還沒有研究。該頂的就一定要頂，原則問題上，馬克思主義既不能讓步，也不能做交易，而要展開鬥爭。“有錯誤就得批判”。這就是後來鄧小平的“報告”裡指控高崗的反黨陰謀活動，從一九四九年就“已有係統地開始”。高崗在毛澤東繼續革命的思想指導下，旗幟鮮明地主張在民主革命任務完成後，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采取社會主義的步驟，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消滅資產階級，消滅剝削製度，要在東北創建“蘇維埃社會主義樣板”，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也給毛澤東啟發了思路。劉少奇認為當時黨的總路線、總任務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發展幾十年資本主義。高崗認為劉少奇源於這一指導思想，而宣揚“剝削有功論”，為資產階級評功擺好。1951年5月，劉少奇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說：現在資產階級民主人士，完全可以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比某些共產黨員更進步、更好，比一部分工人更高明，覺悟更高。有人不怕工人造反，而怕資本家辦廠。在同年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一個設想：中國不經過資本主義，要想一步進入社會主義，困難太多了。我們要和資本家搞階級合作，隻有合作下去，將來是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現在三年準備，十年建設時期待十年建設後，中國麵貌煥然一新，社會主義的問題是將來的事情，現在提出過早”。他在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上說：“共產黨員現在要為鞏固新民主義製度而奮鬥，堅決反對過早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製和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步驟。過早地實行工業國有化，隻會傷害資本主義經濟的積極性和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在農村沒有機器和化肥，實行集體化也不可能。”1953年財經會議期間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劉少奇聽了李維漢作的“利用、限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報告後他說：如果這樣，“我們就要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破裂，他就可能造反，這就可能使我們發生很大困難，造成很大麻煩，使我們陷於被動”。高崗對同事說，少奇同誌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害怕資產階級被消滅，而不怕人民“受剝削”，就怕資產階級“不剝削”。他認為劉少奇進城後工作方向和改革方案，以及走什麼道路、依靠誰等重大問題上，和毛澤東思想不一樣，和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共同綱領》不相符。他在多次公開講話、文章中，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等人的右傾觀點，最集中表現在52年1月那篇《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文章裡。文章中聯係三反中暴露出來的問題，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全麵闡述了資產階級對我黨腐蝕的表現和黨內右傾思想的危害性。他強調要堅決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強調必須向資產階級開火！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消滅最後一個剝削階級。這正是毛澤東在恢複經濟時期集中思考的問題。那時，他對城鄉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很不放心，擔心共產黨領導人民流血犧牲，挖掉了三座大山，從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手裡奪得江山，再依靠民族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走美、英、法的老路，是不會咽下這口氣，他絕對不會容許的。他不僅及時轉發了高崗的這個報告，還要求各大報刊全文發表。這就說明民族資產階級無疑成為最後一個被消滅的階級，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性質和半社會主義性質，是勢在必行。1951年至1952年高崗多次講話、報告和文章，多數是經毛澤東審閱或請示毛同意後或直接指示在各大報刊發表的。這實際上形成了支持高崗的觀點而反對劉少奇的觀點。建國初即經濟恢複後，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還是“鞏固新民主義秩序”即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了分歧，也是高崗和劉少奇分歧的源緣。七屆二中全會前，毛、劉對國內主要矛盾的看法較相一致，都認為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對三大敵人殘餘的鬥爭取得勝利，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將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這無疑是工人階級要戰勝資產階級，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圍繞這一基本矛盾，對新中國發展方向、路線、方針都作出了原則的規定。七屆二中全會後和渡江戰役取得勝利，黨的工作轉變城市為重點，毛澤東讓劉少奇到北京市、天津市了解調查。如何落實二中全會決議，掌握第一手材料。當時，各大城市比較亂，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大城市多數是1948至49年解放的，國民黨的法規、製度廢除，我們的法規和製度沒有健全和一些人不熟悉，沒有經驗，乾部不足且適應不了大變革的形勢。階級敵人和資產階級叫喊“共產黨會打仗，打下天下不會治理”。我們黨內一些高級乾部包括劉少奇在內也有“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的擔憂。城市的大資本家互相串通一氣，企業停工關閉，“南囤紗，北囤糧”，有貨不賣，囤積居奇，欺行霸市，壟斷市場，逼民“鬨事”，還假惺惺地喊冤叫屈，為民請命，“工人貧民沒飯吃，沒衣穿，”是“共產黨造成的”，蓄意給新生政權施加壓力。劉少奇對此有些驚惶失措，思想大轉彎，於是乞求資本家剝削，以此穩定城市秩序，逐漸形成“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構思，從而重視發揮資本主義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他認為中國資本主義處在年輕時代，正是發展它的“曆史作用、積極作用，建立功勞的時候”。經過一個相當長的建設時期，等條件成熟了，才能為進入社會主義準備必要的物質和技術基礎。“現在是為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而奮鬥”。從後來的實踐看，這種觀點是有道理的，但在當時的形勢下是絕對不可能，與共產黨執政宗旨不相符，與全國人民願望不相符，誰能理解得了在共產黨未執政前能說的過去，共產黨執政後，搞資本主義，不是成了假共產黨了嗎？不是和國民黨執政一樣嗎？特彆是毛澤東是絕對不能接受這種思路的，他針對這種觀點，早在1950年6月23日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講話時就有針對性地強調要“過好社會主義關”的問題。高崗根據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共同綱領的原則及毛澤東的有關講話精神，學習研究了《共產黨宣言》、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及關於國家資本主義論述、聯共(布)黨史教程，認為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奪取了全國政權，革命黨升華為執政黨，土地改革任務完成後，應“立即轉到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上來。“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兩者相互連接，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礎上，跳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消滅資產階級成了主要對象和任務，不能有個“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的階段。他認為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就進入社會主義，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生政權誕生，又經過幾年經濟恢複和改造，生長了一定的社會主義因素。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這和舊的民主主義革命有本質的區彆，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按馬列主義觀點，在當時的形勢下，是有道理的，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家搞資本主義行不通的，理論上也講不通，於是他在東北率先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把工業推向國有化，農業推向集體方向和道路。在當時隋況隻有蘇聯可仿照，“走俄國路”。搞社會主義，這是毛澤東在建國後考慮的重點，他和陳伯達談話時說，新中國建立就標誌著民主革命基本結束，社會主義革命即將開始。但是一些黨員乾部甚至高級乾部還認為社會主義是遙遠的事，現在發展資本主義，向資產階級投降，向資本家乞求。我們開展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就是因為黨內有類似武訓那樣的人物，整個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鬥爭。“我們現在的鬥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鬥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一切剝削製度徹底理葬的一場革命”。“黨內有些同誌跟不上隊了，比如少奇同誌，眼睛隻看著資本主義和資本家，到現在提什麼‘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隻有這樣一些同誌令人討厭，主客觀上造成黨在過渡時期的困難”。他還說：“馬克思主義總是在鬥爭中前進發展嘛。前次少奇同誌訪蘇時，我特意讓他就這個問題請示斯大林同誌，看來蘇聯同誌也讚成我們的觀點。這對少奇同誌轉變思想多少有點好處。有些人總是被動地前進著，在革命大潮的衝擊下，他們不往前走不行啊！”這就是1952年10月，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前往蘇聯參加蘇共19大，出行前，毛澤東讓劉少奇就召開黨代會討論五年計劃、向社會主義過渡等問題請示斯大林，斯大林讚成毛澤東的意見，劉遂向毛電告後，毛澤東立即決定在53年2月召開黨代表會，並電告留在蘇聯休息的劉少奇趕緊回國籌備黨代會。劉少奇於53年1月初旬回國，黨代會推在3月召開。斯大林逝世，黨代會沒有開成。據老同誌說：少奇本來就不同意斯大林支持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思想有情緒，沒有參加斯大林吊唁活動(一說劉有病)。毛澤東和高崗談話時說：我們這個社會每年每月都在變動，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少奇同誌要確立資本主義的東西，貧下中農不同意，廣大工人階級更不同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幫助他，看他願意不願意改正，也希望大家來幫助他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毛澤東針對劉少奇等人的觀點，早在1951年發動批判《武訓傳》，以拚擊“改良主義”，許立群、賈霽、胡繩、丁曼公等在《人民日報》、《學習》雜誌上發表批判文章。毛澤東指出：武訓在搞騙局，武訓的“義學”實際上是不義學。武訓是一個五毒俱全的惡丐，他用放高利貸的辦法搜刮窮人，依仗官府勢力強迫捐錢。其間，他派江青等到山東調查。1952年批判“剝削有功論”和“乞求資本家”。1953年批判“資產階級思想”。1955年批判“小腳女人”。1956年批判“反冒進”，等等。這個問題一直伴隨著改造時期和建設時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還是發展“幾十年資本主義”，成了兩條路線鬥爭的焦點。劉少奇主張社會主義在“最近十多年內是不搞的，因為現在工業隻占10％，要發展四十、五十年，那怕跑得那麼快，總還要十年二十年……”這在當時人們都向往著美好的社會主義，過幾十年再搞社會主義當然是會失黨心、民心的。與此相反，毛澤東依不斷革命的思想，在民主革命勝利後即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的形勢下，這個構想是大得黨心，大得民心的舉措，要實現“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點燈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和“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主義社會，民心所向，黨心所向。在這樣大力宣傳鼓動下，黨和人民歡欣鼓舞。使本來就和毛澤東思想、黨心民心、心心相印、一脈相承的高崗，以及相當一批中高級乾部和基層乾部、工人、農民堅決擁護毛澤東主席的戰略構想，並堅決貫徹實施。他在東北按蘇聯經驗率先實行計劃經濟建設，調整工商業政策，發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發動三反五反，打擊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限製資本主義發展，加大發展國有工業化特彆是重工業的力度，堅持和維護國家資本主義的領導地位。高崗說：“我們要堅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在社會政策上，既不是消滅私人資本，也不是任其自由發展，隻有正確執行黨的政策，擊退資產階級的進攻，嚴格整頓黨的隊伍，戰勝黨內的右傾危險”。毛澤東、劉少奇之間的分歧意見，在中央的一些會議和文件中經常出現。為了統一思想認識，毛澤東在1952年就勾畫出“一化三改”的構想，1953年更加模式化。東北的經驗和國家計委會同中央統戰部組織調查組，到私營工商業較多的南方各地調查研究工商業問題，為毛澤東製定總路線和“一化三改”方針提供依據。高崗在主持修訂“一五”計劃和財經會上工作報告時，將總路線精神貫穿在其中。可以說總路線和五年計劃的出案，是毛、劉對建國方略意見分歧中的產物。新中國成立時工業很落後，在國民經濟中僅占10％左右，而重工業更落後，在工業中占不到30％，輕工業占70％多，其分布也極不平衡，大量集中在東北和沿海地區。據國民黨的統計資料，東北地區的重工業占全國的一半以上。建國後，經過三年的恢複時期，全國使用機器的現代工業產值，隻占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的28％。東北地區工業總產值由1949年占工農業總產值的35％，到52年提高到56％，快接近國家工業化標準(當時規定工業化標準是60％)。特彆重工業發展很快，拉動和裝備了其它各業的迅速發展。東北工業基礎較好，儘管遭蘇軍拆卸，國民黨損壞、戰爭創傷，後來和蘇聯易貨購進設備和專家幫助，很快恢複起來。高崗以東北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和蘇聯經驗，看待全國的工業發展潛力，特彆強調發展煤炭、電力、機器製造等重工業。這種觀點雖然有片麵性，但當時隻有蘇聯的現成經驗可取，也是沒辦法的辦法。他同蘇聯專家接觸多，蘇聯的經驗對他影響很深。況且，我們的外交政策是“一邊倒”，請專家，搞設計，購設備等都得靠蘇聯，連印票子也在蘇聯。1949年8月，高崗在東北人代會作的“施政方針”報告中，把工業建設列為第一位，輕工業第二，農業第三，資金投放，招工安排，物資調配，都以此順序進行。1950年春，他在東北政府委員會和東北地區黨代會上，針對國內外形勢，當時，準備解放台灣，防備美帝出兵，把發展工業提到戰略高度。他說，沒有強大的工業特彆是重工業，就沒有鞏固的國防，沒有重工業的發展，就帶動不了輕工業、交通運輸業、商業的大發展，農業的機械化也不可能。他認為蘇聯工業化是中國學習的榜樣，反複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按照蘇聯工業化道路發展中國的工業，參照蘇聯“一長製”管理工業的方法管理中國的工業，依靠專家和工人相結合發展經濟，和劉少奇依靠資本家發展經濟實行“一長製是難於愛好工廠的。”以黨委方式來實現集體領導的“黨委負責製”形成鮮明對照。在製定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高崗和劉少奇同樣存在著分歧。劉少奇對高崗極力主張學習蘇聯經驗，集中力量發展工業，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意見，持不讚成的態度，劉少奇提出在經濟恢複任務完成後，首先發展農業、輕工業，再發展重工業。他說：“要以主要力量來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建立一些必要的國防工業。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來建設我們重工業的基礎，並發展重工業。”按他的設想首先發展農業，其次發展輕工業，再其次發展重工業。也就是以“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高崗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一般次序，要花多少年時期？等農業、輕工業上去了再發展重工業，他不同意這樣安排。1952年秋，按劉少奇“農輕重”思路搞出來的五年計劃草案，由周恩來、陳雲拿到蘇聯商談被否定，並認為這不是五年計劃，作為指令也不夠。高崗認為中國的建設計劃，應該學習蘇聯的經驗去安排，“蘇聯今天的道路，就是我們明天的道路”。優先發展工業才能實現工業化，鞏固國防，為輕工業、農業等開辟廣大的發展前途，工業化帶動各行業的前進，才能變農業國為工業國，使國家富強起來，全國人民的生活真正改善，這是真正的“仁政”。他說，在蘇聯的援助下，發揮現有工業生產潛力，建立新的工業基礎，帶動其它各業的迅速發展。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我們全麵封鎖，我們經驗不足，隻有蘇聯的現成經驗，結合我國實際，設計施工要靠蘇聯專家，設備、貸款要靠蘇聯提供……他指出，要解決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生活日益需要的矛盾，首先抓重工業，這是矛盾的主要方麵，工業上不去，農業機械化是空話。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加強發展輕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商業，否則，工業也“跛起腳來”。1953年1月份，初步意見在3月召開黨代表會，討論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在“重輕農”還是“農輕重”次序安排資金比例問題上發生了爭論和分歧。在本月紀念列寧逝世29周年期間，爭論公開化。這個爭論伴隨著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還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一直在明處暗裡爭論和鬥爭著。6月份，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計委和統戰部，《關於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係問題》報告時，高崗、李維漢提出：將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中“利用、限製”私人資本主義深化為“利用、限製、改造”資本主義的方針。劉少奇對“改造”二字懷疑，“把資產階級分子改造成社會主義公民”等問題，提出不同觀點。毛澤東說：“改造什麼呢？變農民，手工業者，不分土地，農民也當不成，前途隻有改造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毛澤東支持高崗和李維漢的主張，把“利用、限製、改造”作為指導思想確定下來。直到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五年計劃確定下來，經過財經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5至28次會議，上述問題的爭論基本結束，確定為“集中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概括為“一化三改”同時並舉的方針。這無異於對劉少奇的一些觀點，特彆是與高崗的分歧點幾乎全部被否定。冷靜地客觀地回顧中國走過的曆史，如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路線、方向走下去，綜合國力早以強大起來了，不會推遲到“改革開放”以來的今天。據一些專家認為，至少推遲了二十年。同時也與“親蘇疏蘇”有一定的因素。特彆是把高崗、彭德懷打成“裡通外國”分子，將“一邊倒”依靠的老大哥疏遠，逐漸嬗變中蘇關係緊張乃至惡化，不僅斷絕了技術引進和經濟援助，而且導致撕合同、撤專家、調圖紙、逼債務，對我國經濟建設、國防建設造成極大損失。天災加人禍，不得不“下馬調整”。北地區早在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就推行了陝甘寧邊區的經驗，按照毛澤東《組織起來》和1947年楊家溝會議上指出：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是中國構成三種經濟成份的之一的方針、道路，並執行《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方針的提綱》，發動了互助變工運動，互通有無，解決了貧困戶的困難，解放了生產力，發展了農業生產。7月，高崗訪蘇期間，參觀了蘇聯集體農莊，又受到鼓舞。8月，他在東北地區人民代表大會上作的“施政方針”報告中指出互助合作是“農業發展方向”的必由之路。並提出“積極領導，穩步發展”的方針、政策，輔以經濟上、技術上、領導上給予扶持。在指導互助合作運動中，堅持“實事求是，自願兩利”，反對“急躁冒進和空想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劉少奇從蘇聯訪問回到東北對東北工作進行了解，對農業互助合作、供銷合作社和工商業政策等問題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農業合作社不能建立在貧窮個體的基礎上，由互助合作社來實現集體化是空想社會主義，提出先機械化，後合作化；反對供銷社以入股分紅來吸引社員入股，提出對社員實行配售製；認為東北在工商業政策上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等等。高崗沒有理睬劉少奇的意見，並進行爭論。他私下和東北局領導說，劉少奇對待私人工商業有右傾，對供銷社問題上是前左傾，後恩賜，對農業集體上持反對態度。1949年12月，東北局和人民政府召開農村工作問題座談會，高崗在總結發言中，突出強調互助合作工作，形成和劉少奇唱反調。毛澤東在訪蘇期間，劉少奇看到高崗在“座談會”上的總結發言，於1月23日，跟安子文談話時說，東北有70％的農戶參加變工互助，黨內有許多人對此歡欣鼓舞，以為是社會主義的積極表現。他說：變工互助“再不能發展了”，單乾應該“放任自流”。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築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不好的基礎。農民參加變工互助之所以這樣多，就是因為個體經濟破產，農民不得不變工。把三馬一犁一車的農民看成富農，是“左”的情緒。“用農業社會主義的辦法來消滅資產階級，這叫自殺政策。”三馬一犁一車的富裕戶發展到80％，其中有10％富農，有了這樣的基礎，將來才能搞集體化農莊。高崗針對劉少奇的談話，一方麵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一方麵指示東北局辦公廳和農業部門到農村調查。從調查研究表明，在短短幾年內，農村兩極分化苗頭已經出現，不少戶成為富農，新富農出現後，發展產生兩條路線的競爭。在農民思想上特彆是有三、四匹馬的富裕中農中走那條道路，就更加躊躇徘徊。他們趨向單乾的路，這是必然的。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三馬以上的戶逐年增加，參加變工互助的戶逐年減少。高崗看了調查報告後指出：“這是嚴重的自流現象”。《東北日報》接連發表文章、報道，加大力度，宣傳高崗在“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提出把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向集體方向發展”和鼓勵互助合作的政策。劉、高兩種意見，顯而易見，針鋒相對，分歧意見繼續爭論。1951年春，山西省委向中央和華北局報告，提出“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報告說，農民的自發力量發展，不是向現代化和集體化方向發展，而是向富農方向發展。這個問題如搞不好，就會使互助組渙散解體；互助組會變成富農莊園。報告說，老區互助組織已經發展到了一個轉折點，互助組織必須提高，否則就會後退。要把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組成合作社，扶植與增強互助組織內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的“兩個因素”，對於私有基礎，不應是鞏固的方針，而應當是逐步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私有製，“戰勝農民自發因素”。這個意見上年山西長治地委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上已經提出。華北局不同意這種觀點，給山西省委打招乎。山西省委沒有在乎，省委書記賴若愚在省黨代會上讚成長治地委的意見，又進一步強調防止農村兩極分化，把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必要性，並向中央和華北局寫出了報告。劉少奇對山西省委的意見持反對的態度。他對薄一波(華北局書記)說，用農業合作社、互助組辦法，使中國的農業直接走到社會主義化是不可能的。以目前組織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國的農業，使個體小農經濟走上社會主義農業去，“那是幻想”。5月，華北局對山西省委的報告作了批複並報中央。批複中說，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來逐步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的，因而是錯誤的。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任務隻能動搖封建私有，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官僚資本主義私有，一般動搖私有財產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任務。劉少奇對山西省委的報告，在1951年7月批準印發黨內負責同誌和馬列學院的學員，並加批語：“在土改後的農村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兩極分化已經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誌對這種自發勢力和兩極分化表現害怕，並且企圖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製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他在馬列學院講話和其它幾個不同的會上，批評山西省委的觀點。他說，山西省委對“農民自發力量表示害怕”。“用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一些形式，徹底扭轉渙散趨勢，完全是空想”。完全不能阻止，還會增加農民自發趨勢。這種想法在目前是冒險的，“左”的，帶破壞性的。高崗根據毛澤東“走俄國路”和搞農業集體化的試驗的指示以及學習蘇聯經驗的教導，為找根據認真學習研究了列寧有關社會主義的論述，在恢複經濟時期，組織農業集體化，搞示範農場，推行工業國有化，實行企業“一長製”並收到成效。這就是高崗所說的“頂著壓力搞社會主義”。他在東北對屬下說，劉少奇對外親西方，對內是親資本家，主張實行資本主義，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高崗對搞社會主義鐵了心，著了迷，他私下對張秀山等領導說，如果北京搞不下去，必要時把毛主席接來東北，也要實行社會主義。同年的“七一”前夕，薄一波發表紀念中國共產黨卅周年的文章，題目《加強黨在農村中的政治工作》。文章根據劉少奇的觀點，對山西省委的報告逐條進行了駁斥。劉、薄上下聯手反對農業集體化的道路，這不僅是與山西、東北領導有分歧，正是建國後毛、劉之間的分歧，毛澤東最擔心農村兩極分化的問題。中國革命走的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在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進行土改，調動農民參軍參戰的積極性，打垮了蔣家王朝，從政治上徹底翻身，人民當家作主，經濟上也有很大發展，生活達到改善。毛澤東曾設想政權到手後，想在土改時一次到位——集體化。1950年初訪蘇期間，就這個問題請教斯大林，斯意見土改後緩慢些來，使農業社會主義集體化推後了幾年。中共奪取政權靠農民的力量，改造中國也靠農民力量。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領導著無產階級的新生政權。但是，中國是處在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之中，舊的“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還存在，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毛澤東很擔心小生產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農村再出現窮的愈窮，富的愈富，兩極分化，回到舊中國的老路，農村資產階級成了氣侯再搞集體化，再次打倒富豪，困難更大了。趁資產階級弱小，統一意誌，實行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同時並舉，一步到位，戰勝資產階級。這是毛劉之間在認識和指導思想上分歧的基本點。高崗是站在毛澤東一邊的。毛澤東靠農民力量、土地改革奪取了政權，又搞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特彆人民公社化，結果，成了一大失策。全國解放後，官僚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被沒收歸國有；地主階級財產沒收分給貧困戶；舊富農多餘土地財產也獻了出來。乘下的民族資產階級弱小。中國是農業大國，工業底子薄，社會主義化實質上是農業集體化的道路，實際是貧窮的社會主義。正是劉少奇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高崗也反對“空想農業社會主義”這點他倆是一致的。但在集體化的步驟上有分歧。東北地區有的地方，已出現賣地的、賣牲畜、攬長工、當佃戶嚴重情況，有的地方60％左右的戶借貸款，黨員放高利貸，雇長工。高崗對此很擔憂，他對部屬說，我們打倒了地主，限製了富農，我們革命黨升為執政黨，人民歡迎擁戴，新生政權產生不久，如果讓資本主義自流下去，過不了幾年，階級分化難免，地主、富農又稱霸農村，“窮的越窮，富的越富，和舊社會一樣，再來一回共產？我們白搞一回”。劉少奇、薄一波糾正山西省委的錯誤前後，毛澤東派陳伯達、田家英、江青等到各地調查研究農村情況。從調查材料看，“農村要求走集體化道路的群眾是多數”。“真正致富並走向自發道路的是少數”。“貧雇農有的把分的土地又賣給富農”。調查結論是：這樣下去，“用不了多長時間，新中國又回到舊社會的老路去了，富的富來窮的窮”。這就更引起毛澤東注意，也啟發了搞集體的決心。高崗與劉少奇在農村發展方向問題上發生矛盾，毛澤東支持了高崗的觀點，也是他自己的主張。他專門找劉少奇、薄一波等談話，明確表示：“你們的意見是錯誤的”。我現在不能支持你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並指出：你們的思想落後於群眾的覺悟，作了廣大群眾的尾巴。你們被富農經濟假象迷惑了眼睛，“至今毫無搞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這是危險的啊！”和劉少奇、薄一波說的搞集體“危險”針鋒相對。責令劉薄把他們的指示、講話收回作廢，“這麼大的事情不經中央討論，是一種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劉少奇收回講話，將《華北建設》己經排好的一篇文章撤銷。毛澤東從蘇聯回來後，除了派人下去調查外，找許多人談話，聽取有關部門彙報後，決定召開第一次全國互助合作會議，討論通過了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確定合作社是走向農業社會主義的過渡形式。決議對土地出租、富農雇人和放債等受到一定的約束，基本否定了劉少奇等人的意見。決議明確指出，對互助合作運動采取消極態度，看不出這是我黨引導農民群眾從小生產個體經濟逐步向大規模的使用機器耕作和收割的集體經濟所必須的道路，否認現在業己出現的各種農業生產合作社是走向農業社會主義化的過渡形式，否認它們帶有社會主義的因素，這是“右傾的錯誤的思想”。1951年10月14日，高崗向黨中央、毛主席寫了一份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報告，提出農村互助合作的指導方針。毛澤東對這個報告極為重視，他看後對周恩來說：高崗的報告，你看過沒有？要加批語下發。17日，毛澤東將高崗的報告批轉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陳伯達，胡喬術，楊尚昆，批示：“此件傳閱，閱後請尚昆印成一個小冊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區黨委。同時發給中央各部門、中央政府各黨組，此次到中央會議各同誌及全國委員的各共產黨員。”他對陳伯達、江青說：這是個有分量的報告，有材料、有分析，觀點、方針都正確，又沒有片麵性。“高崗不錯啊，像個乾社會主義的男子漢大將軍，不像有些人像小腳女人走路，東搖西擺，老是埋怨彆人走快了”。陳伯達說：少奇對山西省委的批評，扣大帽子，難道土改後，農村的方向，不是向社會主義過渡？在此前他曾說過東北有一萬富農黨員也不怕，我看有點右。再說對一個省委關於農村發展方向的報告有不同意見，也就通點氣嘛，既不同主席商量，也不經中央集體討論，就……毛澤東說，黨內有不同認識，是正常現象，都不能扣左的右的帽子。但是原則問題不能讓步，是非還是要搞清楚的。高崗同誌有勇氣寫出這個報告，看來東北農村的互助合作，是走在全國的前頭了。我己為中央寫了批語，轉發高崗的報告。你們修改草案，也要很好地看看這個報告，吸取其精華……中央辦公廳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批語，編印了一個小冊(包括三個附件)，發往全國各級黨組織。高崗報告要求教育農民“生產發家，勞動致富”，多數農民上升為“豐衣足食”，“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向發展，逐步由低級引向高級的形式”。報告強調指出：一方麵必須反對各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與好吃懶做、安於貧窮，以窮為光榮的糊塗思想作鬥爭”；另一方麵，又必須反對對於發展農業經濟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讓其自流發展的資本主義的路線”。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乃是我們農村生產領導的“基本方向”。報告說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中，允許資本主義存在，允許雇工，但絕不是我們“不用領導，不用組織了，讓它自流吧”，而是要我們組織好，使參加合作組織的能更多打糧，改善生活。在發展合作組織中，“要堅持自願兩利的原則，反對強迫命令的做法”。他對分管農村工作乾部說：“共產黨愛窮人，不是愛人窮。”1951年冬，全國進行整黨，主要學習《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和高崗的報告及東北農業合作社示範章程和高崗在農村工作座談上講話。1952年1月10日，高崗在東北高乾會上作報告時，他針對劉少奇等同誌對待資產階級政策觀點和發展農村經濟中的右傾思想進行批評。他說：“在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問題上，同樣存在著右傾的觀點，主要表現在對人民民主專政下經過土地改革後的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的認識錯誤。有的同誌認為土地改革後，在發展經濟中，既然農民有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就讓其自發和分化好了，用不著去組織農民的生產互助，更用不著去組織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了。這種說法的實質何在？這是否定了農民是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這是要工人階級放棄對農民的領導；這是對於農村中增長的資本主義因素，表示軟弱，表示投降”。報告說，在農村工作中不宣傳社會主義，不懂得“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言不及義，好行小惠”。土改後的農村，必須根據黨中央、毛澤東同誌的堅定不移的方針，一方麵繼續幫助農民個體經濟發展，另一方麵都必須經過國營農場和合作社的示範，堅決引導農民逐步走向集體化，反對各種“自流論”。這也是“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反對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在農村工作上的具體化”。“那種讓農民自流發展，讓農村經過深刻階級分化之後，再來一次大的革命，或者等到將來有了機器在一個早晨下個命令實行集體化的觀點，是一種有害的思想”。如果不是積極引導農民走合作社的道路，積極發展經濟，“則農村政權必然蛻化為富農政權”。如果共產黨員都去雇工、放高利貸，“則農村的黨必然蛻化成為富農黨”。這就將是人民政府和黨的組織在農村資產階級進攻麵前的完全失敗，而這當然是我們所不能容許的。高崗在報告裡引用了毛澤東、列寧、斯大林的大量語錄和《共同綱領》的規定，說明走集體化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實現集體化的形式。他說：列寧在《論合作社》中提出：通過合作社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設想。合作社就是“使工人階級和農民結合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黨在農村工作中的首要任務，就是建設農業合作社，發展農業合作社網。”其間，東北局對農村經濟發展作了全麵調查，調查的結論是：自土改後出現了新富農占總農戶1.8％，人口占總人口2.6％，土地占3.9％，牲畜占6％，大車占7.7％。土改後三、四年間，農村出現了窮人賣地，富人買地，當雇工、借高利貸戶占總農戶60——70％。高崗對這種自發勢力很擔心，他說：再過幾年就窮的窮，富的富，用不了多長時間，土改的成果得而複失，又退到舊社會去了。中央及時轉發了高崗1月10日的講話，《東北日報》和《學習》雜誌全文登載並印《活頁文選》，廣為發行，擴大宣傳。中央對農村發展方向極為重視又召開第二次互助合作會議，修改了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強調指出“與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的鬥爭”。明確要求“走組織起來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央組織農業代表團到蘇聯參觀學習，回國後，更加大集體化宣傳力度，說“蘇聯今天的道路，就是我們明天的道路”。中央還派工作組到東北調查研究合作社的經驗，認為東北局和政府領導翻身農民保衛新民主主義勝利成果並引導農村經濟向社會主義道路邁進。用東北經驗指導全國互助合作運動。1953年1月，毛澤東與農村工作部鄧子恢部長談話時說：我們有兩篇文章，第一篇搞民主革命，第二篇就是搞社會主義。就農村而言，土改已結束了民主革命，現在要做第二篇文章。“調你來做農村統帥。”鄧說：“還是主席統帥，我們當助手。”毛澤東接著說：“我們計劃10—20年完成這個合作化的任務，改造小農經濟”。如果按毛澤東的這個計劃時間實施下去，可能結果要好很多，可惜沒按這個設想實施。鄧子恢根據毛澤東的指導思想，於2月初在農工部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說：目前我國農業的基礎是小農經濟，小農經濟不是向社會主義大農業發展，就是向資產主義大農業發展，而資產主義道路是我們堅決反對的，我們不能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後讓我們的農村經濟長期停留在小農經濟上麵。我們的責任就在於要使農民組織起來，走大家富裕的道路。發展農業互助合作，是農村工作的主要環節。他還說，我們黨已經從農民群眾的實踐中，找到了適合中國農民特點的具體的過渡形式，即從農業生產互助組，經過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而後進到高級農業合作社。劉少奇在一次會上就互助合作承認說：“高崗同誌是對的，我是錯的。”高崗在計委的副手分管農村這一塊的鄧子恢這些觀點，成了高崗的知音，實際也是中央領導絕大多數人的共同思想認識和理念基礎。劉少奇認為“急躁冒進”，對合作社“貪求大多”，農工部按劉少奇指令解散了一批剛建的合作社，使毛澤東很不滿，當麵批評劉少奇說：“你的腦子糊塗了”。並在中央政治局和財經會議上進行批評。他說：總路線的含義是什麼？總路線就是過渡到社會主義。在1953年10至11月召開的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召見農村工作部的負責人談話時說：“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觀念”。“吹倒了一些不應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好惠，難矣哉。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那真是很難矣哉”。“合作社既需要，也可能，潛力很大。”他說；“綱舉目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題，就是‘綱’。”“對於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必然會去占領”。“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要打破新區一定要慢些的觀念。東北其實不是老區，南滿與關內後解放的地方也差不多”。辦合作社，“這不僅是個方向，而且是當前的任務”，地委、縣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農村工作部就抓緊這件事，工作重點要放在這個問題上。實際上，毛澤東自己否定他的“計劃10——20年完成合作化的任務”的設想。農村兩條道路的鬥爭，延續到1956年才告一段落。毛澤東在《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反對黨內資產階級思想》、《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階級鬥爭》、《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等報告、講話、批語中，深入批評了農業互助合作中的右傾思想，批評了劉少奇的“確保私有”和“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觀點。1955年10月，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針對劉少奇等同誌說，有人向我們提出警告：“如果不趕快下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我們認為恰好相反，“如不趕快上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這裡看來隻有一字之差，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都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他還說有些人對“黨的決議或長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綱領，根本不理，自己單另搞一套”。這些，都是高崗死後，毛澤東講的，至少說明，高崗生前反對劉少奇的一些觀點是毛澤東縱的。高崗從長期觀察，料到劉少奇不容易改變立場、觀點的，毛、劉的分歧不可能調和，他認為如果劉少奇掌舵，恐怕社會主義搞不成。事實上，劉少奇向毛澤東表示“改正錯誤，堅決按主席的指示辦”，實際劉少奇常講“訓服”，他並未當“訓服工具”。高崗死後很長時間“陰謀魂不散”，毛澤東反對劉少奇的活動繼續著，這當然不能再委過於高崗“反黨、分裂黨”“複辟資本主義”的“陰謀詭計”了吧。實事求是地回顧合作化的曆史，建國初期處在小農經濟汪洋大海的窮國度，實行互助合作的措施，具有股份製形式，按地承租、其他生產資料打價入股和投勞分紅，互通有無，調動了群眾積極性，發揮了一定的曆史作用。其實壞就壞在高級社和公社化，不是初級合作化。合作化製度還沒完善，經驗不足，工作跟不上，優越性還沒充分發揮出來，就搞人民公社化，合作社被活活埋葬。從長遠來看，合作社鞏固下來，土地連片，為集業經營和農業機械化奠定基礎。分田承包單乾，名日：“改革”，實為“倒退”。1950年7月，鄧子恢在中南總工會籌委擴大會上作報告時針對工會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公營企業有工會工作者與企業行政管理人員、政府工作人員之間，在“基本立場”和“具體立場”上有所區彆。他們各自的工作崗位、各自的任務不同，即使在公營工作中，工會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務。而不能脫離這個基本任務，形成為“廠方的附屬品”。當廠方某些規定或措施對工人不利時，工會工作者就應該反映工人的意見，同廠方商量修改完善。鄧子恢的意見電報中央後，8月4日，劉少奇為中央擬稿批轉了鄧子恢的報告。批語中說：“這個報告好得很”，“望照鄧子恢同誌的做法，在最近三個月內認真地檢討一次工會工作並向中央作一次報告”。全國總工會根據劉少奇的批文，通知全國工會乾部學習。並在《人民日報》、《工人日報》發表了鄧子恢的報告。12月間，毛澤東主席提出在七屆四中全會一定要討論工會工作。並指出：“全黨都要注意這個問題。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專門討論工會工作，不是小規模地討論，要大規模地討論。”那時，名為討論，實為批判。高崗摸到了毛澤東的意圖和看到鄧子恢的報告及劉少奇的批文，不同意劉鄧的觀點，主要是對“基本立場”和“具體立場”的看法不一致。1951年春，高崗寫了《論公營工廠中行政與工會立場的一致性》的文章，對鄧文提出了批評。準備在《東北日報》以社論發表。文章指出：公營工廠中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矛盾，行政與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與工會沒有立場的不同。認為“具體立場不同”的說法，第一是模糊了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第二模糊了公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模糊了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在本質上的區彆。4月22日，高崗親自寫信並將文章寄給毛澤東主席審改該文，並請示“可否在報上發表”。工會的文件是劉少奇批轉的，並認為“好得很”，“望照鄧子恢同誌的做法”檢查工會工作。高崗借批鄧子恢為名，批劉少奇為實，也正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全國工會主席、黨組書記李立三專門同高崗談，高崗直言不諱地說，他主要是針對劉少奇的。4月29日，時任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就高崗的文章之事，向毛澤東、劉少奇寫信報告，並在信上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具體立場不同”的說法，“確有不完滿的地方”，但高崗同誌用正麵批駁的方法也不適宜，他認為“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會更應重視工人的直接福利，許多工會不重視是不對的”。5月10日，劉少奇在胡喬木的信上批示：“我意高崗同誌的文章暫不發表，待四中全會討論此問題時，當麵談清楚。高文可送鄧子恢一閱”。5月16日，劉少奇又給高崗寫信說：“關於工廠與工會立場問題你寫的文章我已看過，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來得及看。我的意見以為四中全會即將召開並要討論這個問題，子恢同誌亦來，可以在那時加以討論，因此，你的文章暫時以不發表為好”。10月初，李立三寫了《關於在工作中發生爭論的問題的意見向毛主席的報告》。李立三的報告把高崗和鄧子恢所代表的意見都提出來，他明確表示讚成鄧子恢的意見，否定高崗的意見。這一下就把亂子捅大了。不多時，李立三的意見被否定，毛澤東在一個文件上批示指出：工會工作有嚴重錯誤。主要是指劉少奇批轉鄧子恢的報告和李立三提出仲裁的意見。高崗對劉少奇批轉鄧子恢在工會方針問題上的爭論，以仲裁者李立三讚同鄧的意見下台而告終。12月，中央決定由李富春主持召開總工會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集中批判了李立三的錯誤，並通過了《關於全國總工會工作決議》。決議指出：李立三的錯誤(一)在工會工作根本方針問題上犯了狹隘經濟主義的錯誤；(二)在工會和黨的關係問題上犯有嚴重的工團主義錯誤；(三)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事務主義甚至家長製的錯誤。決議說這些錯誤“是嚴重的原則錯誤”，“表現了社會主義民主黨的傾向”，“是完全反馬克思主義的，是對於職工運動和我們黨的事業極其有害的”。會議對這些錯誤進行了嚴厲批判。工會方針爭論的結果，改換了工會領導，撤銷了李立三的一切職務，殺雞給猴看。在工會問題的乾擾下，原定的1951年召開黨的四中全會推後了。在全國範圍的工會係統開展了批判李立三的工團主義等錯誤。高崗針對劉少奇搬弄起工會的問題，未等得四中全會解決李立三的問題，而成了解決高崗的問題。替罪羊李立三的職務被撤後，無官無事可做，以療養為名，到丈人國——蘇聯一呆幾年，直至1956 年“八大”以前才回國。在黨的“八大”會上李立三發言中還檢查他的資產階級“劣根性”錯誤。是誰對周恩來有意見？這個問題應依曆史本來麵貌作一介紹，不能把毛澤東對周恩來不滿的意見(這是不爭的曆史事實)，加在高崗頭上批，這不成了“批高射毛”嗎？高崗至死都未承認他反對周恩來。建國初，毛澤東對周恩來在工作上有意見，主要是周恩來對毛澤東那種急於求成的思想和做法，在行動上不象劉少奇那樣旗幟鮮明地相佐，但在思想上跟得不緊，工作上有折扣的地方。在某些問題上，他傾向於劉少奇的觀點，不象高崗那樣緊跟毛澤東的戰略構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完成後，立即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過，周在修改高崗財經會議報告時，也強調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並說：“革命勝利後開始的，不是從今年開始的。”周恩來對有些大事未向毛澤東請示彙報，而向主持書記處工作的劉少奇請示彙報就號令執行。喜歡大權獨攬的毛澤東自然不滿意。尤其是政務院建立總黨委、新稅製出台兩件大事，隻向劉少奇彙報同意的，未向毛澤東通氣，使毛澤東很惱火，他認為周恩來想總攬國家機關大權，把各部長(兼黨組書記)都作為總黨委成員，每月召開一次會議，統一各部的工作。毛澤東說：“西華廳(周辦公處)車水馬龍，頤年堂羅雀了”，並當著周恩來的麵批評：你還嫌獨立王國少是不是？成立那麼多的重疊機構，和中央分權，對我搞封鎖，如不檢查，我辭去黨的主席，由你們折騰吧。1953年1月，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對政務院成立總黨委(即總黨組乾事會)的問題，提出嚴厲批評，指出：黨內組黨，向中央鬨獨立性，搞分散主義，架空中央……高崗在會上也講了批評意見，擁護毛澤東的觀點，他認為中央政府各部成為政務院的部門了，有架空中央政府委員會和中央主席的情形。毛澤東提議高崗參加書記處的工作。總黨委、新稅製被毛澤東否定後，周恩來很難堪，思想負擔沉重。按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和國家體製來說，這兩件事是黨和國家的大事，既沒征求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又沒向黨中央主席和中央政府主席請示彙報，毛澤東一點消息也不知道，實屬不妥。稅製是國策性的大事，從修改到出案搞了幾個月，沒給毛澤東通一點氣，負責計劃經濟的高崗也不知道，確實有點奇怪，令人覺得是不光明正大，毛澤東予以嚴厲批評完全正確。這兩件事，就是發生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也不可能允許的。周恩來經過兩次施行權力鋒芒受挫，碰了釘子後，再不敢背著毛澤東明目張膽發號施令。但有時仍把他的意圖和劉少奇的主張溶為一體，用婉轉隱語方法，滲透在具體工作中，並標明“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儘量避免正麵衝突，他采取迂回、拖延、等待的策略，既能在政策、策略中實行他自己的計劃，卻又不凸現出對毛澤東不忠。這是周恩來和毛澤東合作到底的高招，中共元老和毛澤東合作到底為數不多者之一。自遵義會議以後跟毛澤東較緊，協助毛澤東解決許多重大疑難問題。高崗紅盛時，他批文都是“毛主席、高崗同誌”，連高崗都感到不好意思，建議“不要這樣批”。周對高抓經濟很欣賞，高認為周有能力，聰明過人，圓滑世故，工作勤奮，兩人配合工作、個人關係是好的。高崗對周恩來有點意見，是來自毛澤東與高崗談話的影響和高崗緊跟毛澤東並投其所好、奉順毛意所致。毛澤東對周恩來不滿情緒，斷斷續續一直延續到高崗屍骨已白的1973年。曆史實踐足已說明對周有意見的不是高崗而是毛澤東。在那時候，共產黨——黨中央——毛澤東是人們印象中的同義語，站在毛澤東一邊應該是無可非議的。彭真儘管受過毛澤東的錯整，後來他說一句良心話：“比來比去，誰也比不上毛澤東偉大。”由於建國初期財經工作中存在著嚴重錯誤，加上建總黨委、推行新稅製，毛澤東從1953年始易總理意識存在。毛澤東的生性獨特的很，他身邊工作人員說：誰不同意他的什麼，彆想在他的身邊工作。一次有個衛隊長怕他長江遊泳危險，說那裡水急，旋渦多，沒順他的意就被調離了。高崗事件前，毛澤東有過讓高崗或林彪“組閣”當總理的想法，高崗死後，想讓柯慶施搞總理。周恩來多次檢討並先後兩次向劉少奇提到辭職，這是最好的詮釋。高崗死後，毛澤東並沒有消除對劉、周的不滿情緒，大有誌向不同之隙。1955年夏，中宣部根據劉、周的意見，起草了《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反對急躁冒進情緒》，送毛澤東審閱，毛隻批“不看”二字，他認為是“管他的”，所以不看。接著，毛澤東發動批“小腳女人”和“反反冒進”，反對“促退”。1956年“八大”期間，表麵上平靜，實際有矛盾。劉少奇的大會報告稿未讓毛澤東審閱，大會通過的黨章裡不提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勸毛澤東可以不參加會議，有點想讓毛當榮譽主席的味道(八大通過的黨章裡有“榮譽主席”的名堂)，正如高崗曾說的“當漢獻帝”兆候。毛澤東在會議期間接見南斯拉夫代表團時說：“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隻能跑龍套。你們看，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就是跑龍套，而唱主角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同誌。”黨代會結束時，正好是國慶七周年，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劉少奇說：“‘決議’裡對‘主要矛盾’提法不對。”“八大”閉幕不到兩個月，於11月召開八屆二中全會，毛澤東講話中，指出蘇聯丟了兩把“刀子”(即列寧、斯大林)。“我們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都是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在鬥爭中教育人民群眾。”匈牙利、波蘭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他講這些實際是針對“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提法不對”的。八大之後，毛澤東不想“跑龍套”了，連續召開的一係列會議上，親自出馬大反右傾，對劉少奇、周恩來等的批評升級。1957年10月，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我們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全國勝利以後，國內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他指出：“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掃掉了多快好省。一個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一個掃掉了促進委員會。在杭州、南寧、成都等會上，周恩來等又多次作檢討，中央財經組長被免掉，失去了經濟工作指揮權。特彆是在杭州、南寧會議上，印發了10多份材料都與周有關。毛澤東對著周恩來說：你那個時候，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部，五六年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反冒進是“政治問題”，“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是屬於政治，不是業務”。“沒有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主要，還是錯誤主要？是保護熱情，鼓勵乾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毛澤東把反冒進提到高度原則，他說：“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誌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一個指頭有毛病，九與一之比，不弄清楚這個比例關係，就是資產階級的方法論”。周恩來在毛澤東的多次批評下，不得不作多次檢查。他在檢查中說：反冒進的結果損害了三個東西，使57年的工農業生產受到了一定影響。這個方針，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冷宮，“這是問題的本質”。1958年5月，在八大第二次代表大會期間，周恩來用十多天的時間準備發言稿。在陳雲檢討後，周接著發言講了一些脫離邏輯的話，誇讚這次大會是“一個思想解放大會，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彩，生動地反映了人民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跡和革命氣慨。”“真是一天等於20年，半年越過幾千年”。同時檢查了右傾保守的錯誤，違背了毛主席一貫主張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總方針”，“把躍進看成冒進”。據周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周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稿，是他自己講，秘書記，並對秘書說，這次主要是檢討。正在自己說，秘書記錄時，陳雲給周打來電話，陳雲的點子稠，引起周的深思，說的很慢了，幾分鐘說不出一句話。實際是為迎合毛澤東而講了些言不由衷的話，卻對大躍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之後周恩來向劉少奇又次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合適”的問題，實際是辭職要求，經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認為“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必要改變”。毛澤東看了鄧小平送去的會議《紀要》後，批示：“退尚昆存”。有人說周恩來采取劉少奇在53年向毛澤東提出辭去副主席、退出政治局職務的“以退為進”的策略，穩定了寶座。周恩來以他的經驗和底蘊，懂得分寸知進退的世故和智慧，覺察到毛澤東離不開他。八大二次會議後，毛澤東認為反反冒進的目的達到了，對周在會上的檢討滿意了。他在八大二次會議最後宣布：“反冒進解決了，現在中央是團結的，全黨是團結的。”又警告：代表大會的同誌，你們注意一下，中央委員要特彆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顧全大局，誰就會跌筋鬥！”1959年廬山會議批彭德懷時，又對周恩來掃了一翅膀。這說明不滿周恩來的是毛澤東。毛澤東對周恩來從建國初到周逝世前夕一直是不大滿意，要“倒周”怕“國亂”，失掉依靠的高參，他深知自己的一些重大決策出自周恩來的手筆、謀略。毛澤東曾經反對斯大林對犯錯誤人的處理和過火做法，後來他在某些方麵步了斯大林的後塵，對犯錯誤的人，酷似斯大林的繼承人。最終和斯大林一樣連他們的接班人問題都沒解決好。劉少奇被打倒後，推上來林彪，寫進黨章，結果更陰險，策劃謀害他。林彪自爆炸死後，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經驗主義”。1973年8月，黨的“十大”前，毛澤東選擇王洪文作為預定接班人，很多老乾部堅決反對，王既無經曆，又無經驗，馬列主義、治國之道一竅不通，除“四人幫”擁護外無人支持，周恩來奉順毛意，逐個做老乾部思想工作，讓王洪文做修改黨章報告，“十大”選王為第二副主席。是年冬，美國基辛格和周恩來會談時，基提出中美之間建立熱線聯係，周未拒絕，表示有些東西可能對我們會有所幫助，我們要報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決定，周把毛抬出來。毛澤東看了王海蓉、唐聞生在會談的記錄後很生氣說周恩來“喪權辱國，投降主義”，“等不及了，急於搶班奪權”。遂指示由王洪文主持政治局會議，對周恩來發難十多天，批判中美會談中的錯誤。實際是讓王洪文和周恩來交鋒，打壓周恩來，為王洪文樹權立威。江青等一夥以為蓄謀已久“倒周”的時機到了，在會上攻擊周恩來“喪權辱國，投降主義”，“給美國人下跪”，“比李鴻章還李鴻章”。中美會談中所表現出來的錯誤就是“右傾投降主義”。“周恩來有野心，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澤東。”甚至說什麼是繼林彪事件後的“十一次路線鬥爭”。毛澤東還批評周恩來主持政治局“不議政”。周恩來挨批後，病情加重，住進醫院還喊冤：“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喊冤有什麼用，高崗不是喊冤沒反周、沒奪權篡黨？又有誰重視。毛澤東為什麼對周恩來一直不滿意？主要是覺得周跟他的路線不融洽。但是，周恩來絕頂聰明，毛澤東雖然對周不滿意，又離不開。因為周懂美、日、法語，工作效率高，見識很廣，處理各種問題冷靜，善於適應各種形勢，作決定快也準確，一些重大決策、計劃出自他手，是毛澤東的高級謀士，出謀獻策最多，毛澤東施政方略內情及其家庭私事，周恩來最清楚。在黨政軍各種機構裡都有他的人，底溫太厚，所以，毛澤東對周恩來存有戒心，經常批評，揉搓訓服，操在手心，絕不會打倒周恩來的，正如斯諾說的：毛澤東與周恩來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其實，劉少奇和周恩來之間也有芥蒂。劉少奇負責書記處的工作，他利用各種手段“抉取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權力”(韓素音語)，他當了國家元首後仍主持黨中央常委會常務工作，實權大的很，他的“山頭”上人多了，毛澤東“山頭”上人少了，是導致文革的一個重要因素。“八大”以前，毛、劉、周、朱都是書記處書記，實際是像八大後的政治局常委會(七大未設常委)。周恩來不請示主持常務工作的劉少奇不行，請示了劉少奇再請示毛澤東不合適。不請示又怕毛澤東怪罪下來，毛、劉兩人意見不統一，甚至發生衝突，周被夾在中間，左右為難。毛澤東對劉不滿，有些事遷怒於周恩來，批評周恩來，打黃牛震黑牛，劉少奇不出麵說話和承擔，使周處境維艱，紅黑死挨，幾乎丟了總理寶座。後來，周恩來唯毛澤東至上，唯命是從，對毛澤東表現無限忠誠，俯首帖耳，言聽計從，簡直成了貓鼠關係，有的事不敢向毛彙報。1960年代初大災荒，各省報來的災情和餓死人的報告壓下來，不敢向毛澤東詳細彙報，周向劉少奇彙報被推說是政府的事，全國死了很多人。終究紙裡包不住火。周恩來求汪東興彙報警衛營生活困難，借機說出農村死人情況，毛澤東在看到原延安縣委書記李興旺(時任青海省委工交部長，後為青海省省委副書記、雲南省委副書記、紀委書記、顧委主任、中紀委委員)等同誌的反映(見李興旺回憶)，引起高度重視，召見劉、周、朱、陳、林、鄧，經過研究決定實行“八字調整”方針。毛澤東說：“不要忘記，明末李自成是怎樣起事的……”並表示他三個月不吃肉。他還對工作人員說：我闖了大禍了，鄉下鬨饑荒，在死人，“會出李自成”。之後召開七千人會，總結教訓。周恩來越來越謹小慎微，大事小事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又批評：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不管怎麼說，周恩來忍辱負重，和毛澤東合作比較平穩的“不倒翁”，不倒、不反、不離、不死，堅持到底，“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也跟到老，是世界各國從任相官到逝世時間最長的第一人。大躍進中，他提出辭職意見，文革中那樣險惡的形勢下卻未辭職。高崗對周恩來原先很崇敬，周恩來對高崗也很信任，佩服高崗的魄力、能力、活躍，他常到東交民巷高崗舉辦的家庭舞會，由總政肖華帶文工團的漂亮女演員差不多每周六去跳舞，玩得很開心。從未聽到高崗反對周恩來的言論，沒說什麼過頭的“不是、”，從見到資料和老同誌的回憶，高崗隻說過周經常“圍在碎小瑣事的事務中，一個高級領導絕不應處在瑣事堆中”。至於他托羅瑞卿向毛澤東轉達他的建議，讓林彪搞部長會議主席，是他和陳雲商量一致的，實際也是奉順毛意的。因為毛澤東對周不滿，林是毛的愛將，還有彭德懷等人對周不滿，也有投彭德懷等人之機的因素。借用彭德懷的話：周恩來“有攤攤”。另外高對周恩來在抗美援朝開始時去蘇聯商談空軍支援誌願軍力爭不夠，在誌願軍後勤物資調度不力等有些看法，這都是工作中的問題，並沒有反對周恩來的活動。財經會議開始時，因新稅製和財經工作中的錯誤，對周恩來的意見很大，高崗向一些人和軍隊將領解釋工作，說總理的事太多，有毛主席交待的事就夠了，減輕周的壓力。高崗至死都沒想通為什麼給他扣上反周的罪名。但是，周恩來對鬥爭高崗是積極的。“文革”中打倒劉少奇時，他主持定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專案，決定處理劉少奇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又是他主持的，更令人不解的是，他曾在批高崗座談會上的“發言提綱”中指責高崗反對劉少奇的所謂“無中生有的造謠誹謗”的“檔案材料”，在審查定性劉少奇案件時，有些材料加以拔高，無限上綱上線被吸納泡製在劉少奇的“罪狀”中。八屆十二中全會處理劉少奇時，除一名女委員陳少敏外，全部通過，他自己舉手讚同，好像一致得很。七十年代初，周恩來到延安視察時，在會見地方領導會議上，強調陝北主要是批高崗，肅流毒。這就使人費解，高崗在陝北有什麼罪可批。劉、謝、高創造的陝甘根據地，毛澤東和他一起北上的中央紅軍，沒有陝北根據地，就沒有落腳地。高崗是反對劉少奇被打倒的，“文革”中把高崗反對的劉少奇也打倒了，還強調陝北主要批高崗什麼？橫山縣在貫徹周總理指示中，被迫將高崗老家——高家溝大隊改為“反崗大隊”，並派工作組到高家溝隊發動批高崗、肅流毒。總之，綜觀劉、高之間的分歧意見根源來自毛澤東。毛澤東的性格獨特，具有帝王特征，決策英明，果敢、剛毅、專斷溶為一體，要想達到的目的一定要達到。用他自己的話說：“不到黃河心不死，到了黃河不死心”。他從最高決策到生活細微末節，喜歡大膽、好鬥、氣魄、乾脆的作風，他認為高崗具有這種特質，用“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來形容他自己是比較恰當的，他不喜歡那些抱殘守缺、固步不前、缺乏遠誌、不做大事的右傾保守的人。他還說過：“與其他人獨裁，不如我獨裁”，“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他經常和中南海工作人員交談，愛打聽誰對誰說什麼？誰對誰有什麼意見？喜歡互相鬥爭的小道消息。他對他的保健醫生說：在追求自己的目標的時候，如果不是不顧一切，殘酷無情去獲取的話，就不能達到目的。問題在於你確切要知道，你要什麼，你要做什麼，決定去做什麼，就無情地鏟除妨礙實現你的計劃的那些無能、又阻礙你前進的一切障礙。這足以表明了毛澤東的犟強的性格。毛澤東的一生是革命的、戰鬥的一生。他說：“戰鬥是英雄的行為，鬥爭是人生的樂事，是政治藝術的運用和實踐”。他後來說：“八億人，不鬥爭行嗎？”正是他青少時說的“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寫照。高崗受了毛澤東性格的影響，產生了兩個錯覺，一個是認為號準了毛澤東對劉少奇不信任的脈搏；一個是錯誤地掂量了毛澤東對他自己的器重、厚愛、支持、信任，從延安到東北乃至中央，無一次不是毛澤東提名委以重任。項項工作領先，有聲有色，得到毛澤東的滿意和誇讚，認為是“站得高，看得遠”，“有遠誌，做大事”的人才。他憑借著東北經濟建設高歌猛進，革舊鼎新有功勞，自以為了不起，便高視闊步，驕傲起來。這次反對劉少奇的右傾觀點，挪動劉少奇接班人的位置，自我認為又替毛澤東幫大忙，解決毛澤東對接班人問題的困惑，辦好毛澤東想辦而不好辦的事，會達到毛澤東的滿意，結果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導致丟官喪命的悲劇。正是沙士比亞說的“一個驕傲的人，結果總是在驕傲裡毀滅了自己”。